吴大猷

1986年

我5岁，父亲即过世。由于没有兄弟姊妹，母亲把全副心力都放在我身上，我从小没机会也不大喜欢和别的小孩玩。言行举止也完全以母亲为榜样，母亲虽然是在旧式家庭长大的，也算是有新观念的。

我记得十几岁离家北上天津求学时，母亲叮咛：“所有的袜子、衬衫、内裤，都要自己洗，不要给洗衣房洗！”从那时开始，经过留学旅居国外，这个习惯我还保留着。今天在台，有时仍自洗手帕、内裤、袜子等。

此外，我从母亲得到的最好的教导和最深的影响，则是多为人着想、不要使人为难或不好意思。

谈到我一生最充实甜美的一段生活，要算大学住在学校宿舍念书的时候，只管求学，不大去想将来，也不为自己前途担忧。我脑子里向来不存做官和赚钱的思想，唯一的念头是在学术上做工作，能列身著述之林。

提起过去尤其近20年在台湾的工作不免要算个总账。民国56年春，应先总统蒋公命，任科学发展事，自那时起，每年冬夏假期回台四五个月，到67年夏起，我个人即全部时间住台。在这几年的时间中，虽然尽可能地不抛弃物理、写了几本物理学的节。但是在台处事处人，都占去了很多心力，不再能再专心作研究了。内子以为我来台，是牺牲了研究工作。但我以为在台的工作，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对得起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台湾学子，它比起我自己多作一些“研究”有意义多了，所以虽在物理上落后了，也不后悔。

我最怀念的老师是在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我的饶毓先生。“文革”时他受尽迫害，自尽而死，这个消息，我到很晚才知道。

一生中我只在初中阶段，遵母之命写过日记，以后就不再写了。做学术笔记，从大学起就有了习惯。我第一本专著是在抗战时出版的。到目前为止，我写了5本英文的、8本中文的物理学方面的书。

我的兴趣很狭窄，只有物理学，也偏心地以此衡量别人，我喜欢敬重戮力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不甚欢那些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

这些年来，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念了十几年的科学，从国外拿了博士回来，在学校抢做行政工作，甚至一有机就想去做小官，这种念书的动机是为名为利，我看了最摇头。

我以为当前知识分子最应具备的一点，即从前人说的骨格。我最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谀、睁眼说瞎话的人。我可以说是不热情、不太主动和人往来的人，我懒得应付一些说话敷衍、客套、不真诚的人。

学校教育使我成为一个极理性的人，不轻谈中国复古，不醉心全盘西化，也不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对事物有我自己的看法。

关于学术著作，我仍不断在做。最近新加坡刚出版了一本我前几年写的书《量子力学》，这本书可代表我若干年教量子力学的精华。剩下一部分手稿，还有待补充。我看今日社会，家庭组织跟从前不同，小孩放了学，大人也不在家教他，从前那种一家大大小小的风气没有了，大家对传统教人修身为人之道已淡薄得很，礼貌荡然，公德心也差。每天早晨我去植物园散步，都会看到到处丢弃的烟蒂和饮料空罐、纸盒，还有人故意丢在荷花池里，尽管垃圾筒就在旁边。

一个没有公德心的人，我想，绝不可能成为一个为大众谋福利的人。

目前工商业愈来愈发达，人们趋利的心理也愈来愈重。从前人的生活朴实，利的观念淡；现在社会愈繁荣，价值标准愈以利为先，讲究物质生活，谁有钱就看得起谁。青年人念书以“出路”、“收入”为选择，真正对学问感兴趣的寥寥无几。

社会风气的败坏，很难靠一二人呼吁的力量扭转。我以为政府当然应着重经济的发展，但不要太偏，不可一再强调学术的目的纯是配合社会之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