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创新战略论坛在京揭幕。第一场报告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报告人是美国人吉本斯博士（JohnH．Gibbons）。吉本斯博士曾在1993－1998年间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科技顾问，在美国有很高的知名度。 　　

10月16日下午，吉本斯博士在北京新世纪饭店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下面是专访实录。 　　

20年美国科技政策纵观 　　

记者：上午我聆听了您的报告。报告题目很大，但是您把握得非常好。我的第一个问题也很大，从里根总统、老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直到现在的小布什总统，已经过了20多年，发生过很多事情。里根总统时期是冷战，老布什政府期间有海湾战争，克林顿执政时代发生过网络泡沫，现在的小布什总统又面临反恐战争。您能否对20多年来的美国政府科技政策演化做一个概要的介绍？ 　　

吉本斯：我希望我能做到。我觉得你对20年来历届美国政府的描述很有意思。不过，我认为内在的因素是美国人民对教育与研究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一贯的，研究所获得的发现或是技术使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这包括经济发展，卫生保健，环境保护以及国家安全。尽管政府更迭，这一内在因素基本不变。人民对于科学的关注，以及对于科学推动人类进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关注是根本的，无论哪一届政府都是这样。里根总统当年对科学的兴趣不大，他执迷于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我认为这只是一种过时的观念。把防务与科学相比，里根对防务兴趣更大，不过里根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的支持仍然增强了。到老布什总统时期，情况有所变化。与里根相比，老布什总统对科学的支持更进一步增强。当时的总统科技顾问是 D．Allan Bromley，他与老布什总统的关系很好，所以当时白宫能够更为有力地支持科研。克林顿继任总统以后，总统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对于科学都非常有兴趣，白宫对于科研的支持大为加强，不过当时国会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当时我们要得到国会的支持真是很困难，我曾为此与国会有过多次交锋。到小布什总统当政，他对科学的兴趣并不如他的父亲老布什或是克林顿，不过国会对于科研却很支持，如果你看国会批准的科研预算，实际上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最近的科研预算也是这样。你提到历届政府所经历的事件，只是历史全貌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不能预料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还会出什么事，但是我能确定在关注反恐的背后，仍然有对于研究、对于基础科学以及教育的强大支持，这部分是因为国会能够发挥其平衡作用，同时也因为有一位优秀的总统科技顾问马伯格先生。不论发生什么，对于科学的重视与支持将是延续的。也许我是乐观派。不过我认为这种延续性是白宫与国会之间合作方式的一种反映。如果白宫对于科研的支持弱了，国会就会增强，反之亦然。两方支持相加总是产生一加一远大于二的结果。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正如我今天上午所说，我们的未来越来越依赖于对于科研与教育的支持，通过科研与教育，人民能够获得能力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研究与挣钱 　　

记者：在美国，生物技术领域风险投资很活跃，很多科学家都利用风险投资创办自己的企业。在中国，有一些科学家如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尝试创办企业，挣钱来支持他们的研究。可是如果科学家都去开公司挣钱，探索未知的研究又放在什么位置呢？ 　　

吉本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据我所知，美国人丹?格林伯格专门就此问题写过一本书。纯科学家是否能在设法挣钱的同时不断在科研领域提出新的创见？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好，但是结论有点过分。科学家们通常认为他们的工作很重要，为他们的工作感到振奋。所以通常他们喜欢谈论他们的研究成果，谈论这些成果的应用如何推动社会进步。这有点像给自己做广告，不过这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工作的乐观估价。我认为科学家办企业挣钱不仅为了支持他们的研究，也为了自身致富。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大多数人都这样。如果科学家挣钱是为了支持研究，这当然是合理的。科学家如果脱离研究生涯成为企业家也是合理的。我们不应当把两种情况混淆起来。据我所知，在某些重要的时刻，确实有一些科学家脱离研究生涯成为企业家。大多数新兴企业以失败告终，少数企业最终取得成功。你可以发现一些大企业最初是由科学家或是工程师创办的。从科学家转变为企业家并不是一个坏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只有少数人能够完成。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必须诚实地表述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获得资助而不正确地描述他们的成果。有的人为了获得资助而夸大其辞，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成果，这样做很不光彩；有的科学家获得资助，开发出很好的产品，能够造福大众。这样的例子在医药、电信以及其它领域都有。不过科研人员也是人，在这个群体中也是什么人都有。对于宣称的成果，政府应当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例如，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应当拥有权威、可信的顾问群体，能够在支持科研项目方面获得好的、清晰的咨询意见。这是一种机制，获得好的、清晰的咨询意见以帮助决策，支持政府需要支持的研究项目。中国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政府官员，例如我的好朋友宋健先生就是这样。世界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无论在科学技术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有丰富的知识。 　　

政界与科学界的沟通 　　

记者：您与美国的决策者沟通的时候是否感到交流的困难，例如知识或是其它方面的差异，您是如何说服决策者接受您的意见的？ 　　

吉本斯：是的。这种沟通的困难在美国比在中国更为严重，因为美国的决策者通常没有接受过科技方面的良好教育，这方面中国比美国要强。所以美国的决策者很愿意接受顾问们的咨询意见，但是他们不能确定谁的意见更可信。正因如此，美国国会建立了技术评估局（OTA），向国会议员提供科技咨询， O TA的领导由国会两院议员推选。所以 O TA是一个可信赖的内部咨询意见来源。另一个咨询来源是美国国家科学院，这和中国科学院类似。 O TA和国家科学院有责任向当选的议员或是政府官员提供清晰而能够被理解的咨询意见，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咨询机制能够使美国领导人更为有效地获得国内专家的意见。我们需要加强这种内在的机制，使政界与科学界能够进行更好的沟通。 　　

还会出爱因斯坦吗？ 　　

记者：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喜欢谈论科技领域的新突破。例如，是否会出现类似爱因斯坦的伟大科学家？ 　　

吉本斯：可是历史上没有多少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 　　

记者：是的，100年才出了一个爱因斯坦。可是现在又是一个新世纪了。 　　

吉本斯：我也希望能多几个爱因斯坦。今天上午我做报告的时候，大约有300位听众，其中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那些并不年轻的也要比我年轻许多。可能这些年轻人里就能出几个爱因斯坦。人类的知识总是在不断增长，有时是飞跃，例如爱因斯坦就是这样，其它时候这种知识的增长就相对缓慢。不过，我认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需要培育人民的创造性，帮助人民充分发挥他们潜在的能力，向人民提供各种机遇以发展他们的才智并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共享。这就是为什么教育领域的投资、研究领域的投资、研究的自由、探索未知的自由是如此重要，尤其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其重要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如你所知，中国的自然资源有限，所以中国必须越来越依靠人的智力资源，美国某种程度也是这样。中国甚至将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分子的未来，我是指知识分子通过研究获得新发现，并把这些发现转化为可以应用的成果，应用于卫生、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这样创造未来。我相信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 　　

科学前沿在转移 　　

记者：是的，我也希望这样。我曾经与一些中国科学家探讨，这一世纪科学的重大突破会首先出现在什么学科，有人认为仍然是物理学。您的观点如何？ 　　

吉本斯：美国有一本书名为《科学的终结》，这本书认为人类已经完成了科学领域所有的重大突破，例如相对论、原子理论等等，以后只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与进展，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我们已经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我有一位朋友路易斯?托玛斯，他是一位内科医生，20年前他告诉我，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人类有多么无知。而且我还认为，科学前沿在不断变化。20世纪的科学前沿是原子构造，原子核的特性，化学的某些领域，基础生物学如基因组学等等；我们进入21世纪了，我们更为关注分子的内部世界，细胞的运行机制，自然界以何种方式赋予生命以极端复杂性，而且我们开始理解生态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人脑是如何工作的。我认为在这些领域将会有重大进展。我以为我们不会局限于一些有限的进展，这类进展不像伽利略的望远镜那样意义重大。人类将会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类进展将使人们兴奋不已。科学前沿可能从物理学转向生命科学，不过你要记住，在医药领域取得的所有重大进展不仅源自生物学，还源自 X射线晶体学，计算机方法，计算化学，同步加速器，利用光研究分子的形状等等，物理学的许多传统研究手段都被综合利用起来，以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新的成果，今天上午我在报告中就试图说明这一点。而多种传统学科结合起来对上述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将形成一种最为强大的研究方式，推动科学进步。 　　

关于美国的科学技术中心 　　

记者：美国科学技术中心计划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当初这一计划是怎样开始的？ 　　

吉本斯：当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技术最重要的进步不是主要来自单一学科的进展，而是来自多学科综合。我经常说科学的优势不在于单一学科的优势，而在于多学科交叉。一个学科使另一个不同学科受到启发，最终形成强大的力量。所以必须创建一种环境，使某一学科的科学家能够与其它学科的科学家交流，形成一个团队以解决综合性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认识来自工业界，因为工业界早就认识到团队远比个人重要。大学已经知道它们必须维持强大的按学科组建的系，但是它们必须学习如何以多学科综合的方式工作。这就是科学技术中心成立的理由。科技工作者在科技中心合作以解决问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创建了多个科学技术中心。这些科学技术中心不是要取代大学里的各个学科系，而只是试图在已有的局面加上第三维。 　　

我了解到在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例如离大学很近的中关村园区，就类似美国的大学附近的园区。在这些园区里可以建设很多中心，不同学科的力量合起来，产生的效果比力量分散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