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基因导入、人类基因组计划、细胞融合、胚胎干细胞、克隆动物等都已成为当代生物界的研究热点领域，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童第周先生就带领科研人员进行了胚胎发育领域的前瞻性工作，为今天的这些热点领域奠定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近日，纪念童第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钱伟长、费孝通、周光召、朱光亚、丁石孙以及童老的生前同事、学生出席了此次纪念会。

为纪念童老，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特意题写了“克隆先驱”，作为对童第周先生一生的高度评价。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吕连升在座谈会上对自己的恩师童第周评价道：在20世纪90年代，童先生就被列入世界一百位最优秀的科学家之列。

治学

童第周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一生中都在从事着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开创了异种细胞核移植的研究先河。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学者R.Briggs和T.King在解剖镜下用玻璃微针将青蛙卵细胞核挑除后，移入另一青蛙的囊胚细胞核移核体中，渐渐发育为蝌蚪乃至成蛙。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青蛙移植实验，这是第一例通过胚胎细胞完成的脊椎动物个体重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克隆”。

面对前人未曾跨越的鸿沟，童第周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创了鱼类细胞核移植研究，他的首要目标就是在不同物种之间进行异种核移植，即“异种克隆”，以深入研究发育过程中的核质关系。

 童第周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朱作言回忆道：“当年，童老带领我们在武汉进行的是鲤鱼和鲫鱼之间的细胞核移植。年近70的童老不仅给我们深入浅出地阐述胚胎发育中的核质关系，耐心细致地讲解显微操作要领，还始终坚持亲自做实验，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不离开显微镜。”经过努力，研究组终于在中科院水生所培育出了第一尾属间核质杂种鱼，证实了异种克隆的可能性。在此后的时间里，童老的学生广泛研究了亲缘关系更远的物种间的核、质可配合性，并遵照童老的研究思路力图把鱼类核质杂种用于生产实践，并产生了明显经济效益。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童第周先生建立的鱼卵核移植研究和显微注射技术在中科院水生所有了新的发展和应用：其一是将培养30多天的成熟银鲫的肾细胞核连续核移植，获得1尾性成熟的成鱼。这是一例成功的脊椎动物体细胞克隆。这尾体细胞克隆鱼比体细胞克隆羊“多莉”问世早15年，但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艰苦卓绝的研究鲜为人知，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其二是将基因克隆技术与显微注射技术相结合，于1983年首创基因鱼研究，翌年获世界首批转基因鱼。

近几年，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陈大元在克隆牛研究方面声名鹊起。他这样介绍了自己的感受：“童老师和夫人在我们学生时期开设的胚胎学和实验胚胎学课程使我们受益匪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用的设备就是一架实体显微镜和一台他的助手用土法组装的细胞和移植器，再就是一些自己拉制的玻璃管和针，以及磨得很尖的钟表镊子，根本不能和目前的显微操作仪相比，可是童老就是用这样简陋的仪器，干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世界领先的成果。我国科学家今天所从事的动物克隆研究包括鱼类克隆研究，都与童老早期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为人

如今，童第周的学生和同事遍及国内外，他们中不乏生物学界的佼佼者，他们的科学之路深受老师影响。

朱作言回忆说，“文革”期间，童老被关入牛棚和打扫厕所多年，但他始终惦记着他所开创的鱼类细胞核移植研究。他从牛棚一出来，便和自己的老朋友——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的鱼类学家伍献文教授合作，继续自己的科学事业。

现已92岁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曾呈奎，是童老多年的挚友。此次特意从青岛赶来参加座谈会的曾老说，现在学习童老的精神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早在1952年，童先生已经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主任，但山东大学的新校长华岗同志一定要他回去担任副校长职务，但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即便是以后调到北京担任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和生物学部主任以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他还是忘不了他的科研工作。每到文昌鱼产卵的季节，他定会争取来到青岛与他的助手吴尚勤教授一同工作，因为他一直是坚信“不亲自动手就没有发言权”。

在童先生的管理理念中，反对“大所主义”一直是他所强调的。1959年以后，当时的海洋研究所的编制已超过一千人，他总觉得不妥当，但由于这个研究所要面向整个海洋，大小学科之多，任务之重，一时并没有办法使其小型化。在他去世前几天，曾老到医院看他时，两人还一起研究了成立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研究所的问题。当时他提出要成立一个小而精的研究所，科研及辅助人员不能超过100人，行政人员不能超过10人。他认为：“研究所所长首先必须是一位科学研究人员，但是在一个大的研究所他必须把力量分散到许多非业务工作中去，这样他还能成为一位科学家吗？科学家不亲自动手便成为科学政客了!”

童先生善于“穷则思变”的特点也是出了名的。山东大学教授周才成回忆说，早在1941年，童第周先生来到从昆明搬到四川李庄镇的同济大学任教，工作生活条件极差。但他认真教学，一丝不苟，还带头开新课，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科学研究。他借钱买来一架旧显微镜，没有电，就在屋檐下的走廊里做实验。当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专程拜访参观他的“实验室”时非常惊异地问：“难道你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世界级水平的实验吗？”接着发出了“奇迹!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的赞叹。1945年，李约瑟作报告时极为赞赏中国科学家的艰苦奋斗精神，论述中他特别提到了我国的两位生物学家——童第周和汤佩松。

家庭

 “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童先生时常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三儿子童时中说，到了七十多岁时，父亲仍然在显微镜下做细胞核移植这种精细手术，我们子女都心疼地劝他：“年纪大了，要多注意身体，指导指导就行了，具体工作让学生去做。”但他总是摇摇头说：“我自己不动手，就弄不清问题的实质和症结所在，怎么去指导人家？不亲自实践，就不能获得真知。”

 在科学界，许多人常把童老及其夫人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谈起这对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学界伉俪，山东大学教授韩贻仁很是感动。他说，由于童老担任了中科院院领导职务，师母叶老师职称的提升多次被童老从名单上划去，直到师母去世仍只是一个副教授，而与她一起共事的同事早就升为了教授。童时中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说：“母亲的去世给父亲带来沉重的打击、无限的悲痛，常见他坐在那里陷入痛苦的深思，他流着泪对我们说，我对不起她，她这几天不舒服，我没有陪她去看病……她工作成绩很出色，但由于我，她却未能升为教授。”

(《科学时报》记者 马晓岚)